2020公共卫生建设行业市场发展分析，新基建给公共卫生建设发展带来新机遇
我们在此前的《新冠疫情启示录》系列报告中提出，未来10年中国卫生费用投入的“攻防转换”中的“防”在公共卫生领域可能有三个方向：一是，防传染病；二是，防常见慢性疾病；三是，防重大非传染性疾病。其中，中国疾控体系在本次新冠疫情中暴露的问题，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卫生费用投向“补短板”的重点。公共卫生投入和建设也是新基建，查找我国疾控体系的不足，对照发达国家经验，我们梳理出以下七个可能的投入方向。
一是，“完善疫情防控预警预测机制”。尤其是新发传染病的识别和控制。本次新冠病毒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病毒之所以感染范围广与其传播速度快和防控难度大有关系，也和它属于新发传染病有密切关系。监测传染病最重要的第一道防线当然是基础公共医疗机构的医生，比如深圳市和广东省第一例新冠病人就是由基层社康中心的一位医生最新发现并报告。但是在这道防线之前，如果能够有类似“消息树”一样的预警机制，可能能够更好发出“警报”，降低一线医生感染的风险。发达国家的经验是加强“症状监测”，而不是“疾病监测”。例如，美国有分布在所有50个州、波多黎各、关岛和哥伦比亚特区的一百多个公共卫生和三百多个临床实验室，形成了全国呼吸和肠道病毒监测网、美国门诊流感类疾病监测网和住院患者流感监测网，还建有全国健康统计死亡监测中心、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控制机动队伍，以及市面药房药物(感冒药)销售监测、猫狗死亡监测、卫生纸和桔子汁销售监测,甚至，街上商场打喷嚏症状监测(商场监测电视)、学校学生缺课监测等也都是流行性传染病日常监测的组成部分。同时应用现代科学技术，谷歌、脸书等网络软件也会通过一些社交大数据分析方法来协助流行病的监测。中国在本次疫情防控过程中也推出了机场测温通道等设施，未来如果能够建立更为完善的流行症状和传染病监测报告系统，并且和医疗信息化建设相结合，充分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和大数据的处理技术则将有效提升我国的传染病监测和预警体系的效率。
图表：新加坡的公共卫生指标全球排名第一
二是，重大传染病国家实验室的建立和病毒研究。以美国为例，所有高水平大学医学院和医院基本都配备BSL-3实验室，其规模不一定很大，但可以满足相关学校和医院的研究需求，方便快速从临床上分离危险病原体以及后续基础研究的展开。这正是我国高校和医院所缺乏的。目前我国共有BSL-3实验室43家(包括兽医农业领域7家)，其中国家和各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所属28家，科研机构所属6家，高校所属9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推进人口健康、生物安全等领域科研力量布局”。未来有专家建议，建立重大传染病国家实验室，并由国家实验室管理和实施“传染病重大专项科技计划”，在各省市建立国家实验室分部，全面开展传染病流行病学、预防、药物和疫苗研发。在此基础上，在高水平医学院、研究所布局建立若干BSL-3级实验室，建立有效的管理制度,保证在疫情暴发的时候实验室可以有效为基础临床协调服务。与此有关的设备采购、工程设计和建设将获得投资机会。
三是，以“平战结合”的方式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应对传染性疾病。本次疫情发展过程中应急启动医疗机构分区诊疗、全面隔离确诊与疑似病例、有效切断传播途径的举措显得力不从心。一方面，传染病医疗资源储备不足问题突显，以武汉市为例，户籍人口及常住人口共1400万，而专门的传染病医院仅金银潭医院和肺科医院两所，床位共900余张，0.64床/万人，远低于我国传染病医院床位数按城市非农业人口1.2至1.5床/万人设置的标准。另一方面，平战结合”的感染病房建设不够。自2018年开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明确规定二级以上医院要设“感染病区”作为辅助。但现有综合性医疗机构感染病区专业设施与能力建设，尚不能在突发大规模传染病疫情发生时有效形成体系救治患者。从发达国家经验看，美国的医院建筑设计时都会充分考虑到传染病因素，通过负压和隔离门手段可以即刻将普通病房转化为传染病房；大的医院需要时可以在数小时内搭建充气式临时医疗场所来专门诊治传染病患者；医院也会常规性对医护、管理、保安和后勤人员进行流行性传染病的培训和演习。再如，新加坡国家传染病中心NationalCentreforInfectiousDiseases(NCID)。作为NovenaHealthCity的一部分，于2013年开始建造，2019年正式投入使用。新加坡的CDC算是NCID的前身，主要职能是应对传染病的爆发。传染病医院平时并非闲置，没有疫情的时候主要用作陈笃生医院（TanTockSengHospital,TTSH）感染科的病房，一些外科手术也可以在NCID的手术室进行。参考这一经验，预计未来中国将进一步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加强传染性疾病专科医院建设，采用“平战结合”模式，在综合性医疗机构中设置感染性疾病专科，在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全面建设具有符合和达到检测生物安全相应等级要求的检测实验室。相关的医疗设备及医疗系统工程、医疗设施的技术开发等领域将获得更多投资机会。四是，通过互联网+医疗的方式探索“分级诊疗”新路。本次新冠病毒在武汉的大爆发及严重后果与病人短时间内大量聚焦到各大医院形成交叉感染和医疗资源挤兑有密切关系，有专家估计武汉市有40%左右的感染与此有关。发达国家的基层医疗资源丰富，例如，新加坡的国土面积是719平方公里，小于上海的浦东新区（约1200平方公里）。但新加坡可以在疫情期间启用800家公众健康预备诊所（类似于中国发热门诊），而全上海在本次疫情中启动的发热门诊为117家。新加坡的公众健康预备诊所在分流病人，尽早发现感染者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未来，中国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以有效配置医疗资源，这方面除了建立医疗集团，加强对基层社康中心的各方面建设之外，探索多种方式尤其是“医院+互联网”的方式开展互联网医疗，是一条新路，在本次疫情之后也得到了多方面的政策支持。
五是，建立国家医疗战略物资储备制度。这次疫情中，包括武汉在内的多地均出现口罩、护目镜、防护服、检测试剂的短缺现象，凸显建立我们医疗战略物资储备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美国建构了全国大都市医学应急网络系统和全国医药器械应急物品救援快速反应系统，其中国家医药和用品应急系统以大集装箱的形式在美国多处战略地点储备应急医药和急救用品，包括抗菌素、抗体、疫苗、解毒剂、输液设施等，可以在短时间内为美国任何受灾地区提供足量的医药和急救用品。例如，在2009年4月25日美国政
府宣布H1N1流感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开始从联邦储备中释放25%的抗病毒药物以治疗这种新型流感病毒。预计，未来我国政府应急救灾物资储备体系将得到完善，由卫生部门牵头，根据医药物资储备物品种类(病人防护用品和设施、药品、疫苗、诊断试剂和器械等)、可保存、生产速度的性能特点，评估生产能力形成应急储备预案。尽快建成国家公共卫生应急储备中心，并在区域节点城市建设区域储备分中心，同时完善国家重点医疗物资保障调度平台的信息化建设、积极开辟国际物资采购渠道等方式，加快资源整合和市场补充，形成科学完备的国家公共卫生储备制度和应急保障能力。
六是，用疫苗应对部分已知传染性疾病。在美国无论是政府医保（老年医疗照顾、低收入医疗辅助），还是任何一家商业医保，其险种都涵盖流行性传染病的预防、检测和治疗。绝大多数医保机构不但提供免费的疫苗注射和年度体检，而且还会采用各种手段向受保人宣传和提醒及时接种疫苗的重要性。由于疫苗接种和药物治疗是流行性传染病防控重要一环，因而预计国家会在资金上扶持疫苗和有关药物设备的研发、生产和储备。强调预防为主的理念，逐步在医保和商业保险中加入提供免费疫苗注射的条款。与新冠病毒期间的宣传有关，预计流感等相关的疫苗在疫情过后或得到公众的重视。
七是，用好医保支付杠杆，建立“价值导向的医保战略性购买”。在突发疫情来临时，如何启动应急程序，在确保检测质量及生物安全的前提下以最快速度将检测权限下放到有资质的医疗机构成为了疫情防控的核心问题之一。但此次疫情暴发后，因为流程尚不清晰，出现了符合资质的医疗机构迟迟无法获得检测资质，大量疑似病人积压给临床工作带来巨大压力，而疾控部门由于短时间研发生产的检测试剂质量“良莠不齐”，样本采集标准化程度不高等问题难以将检测权限下放。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的沟通与协商机制在早期不够健全，影响病毒感染者的早期筛查和确诊，成为延误诊断的“堰塞湖”。3月3日，《纽约时报》在报道中连发三问，指责在严峻的疫情面前，美国疾控仍坚持使用有权限的、自主研发的试剂盒，导致前期检测进展缓慢。针对此问题，我们认为一个重要的方向是适时启动社会化购买检测试剂生产，这就提出中国卫生费用支出未来一个重要的方向，即以医保支付为代表的“价值导向”“战略性购买”。伴随其推行，预计将对中国的医药行业带来两个直接结果，一个是促进行业的并购和做大做强，集中度提升；一个是促进药企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推出创新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