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建投资潮来势汹汹，“新基建”到底能带动多大投资规模？
5G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到2025年合计大致在2-2.5万亿之间，从产业链上下游以及各行业应用投资的带动来看，例如对各类5G应用的带动，在线教育、在线办公、在线诊疗、政务信息化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到2025年累计带动投资规模或将超过3.5万亿。
特高压：目前处于在建和待核准的特高压工程共16条线路，具有明确投资规模的共7条，总投资规模1128亿元，平均每条线路投资规模为161亿，按照这样的平均值来算，目前7条待核准的线路和2条2019年开始开工建设线路投资规模预计共1449亿元，加上目前在建的线路，总投资规模预计为2577亿元，其中2020年开始增量贡献规模至少1500亿以上。
高铁、城际轨交：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高铁、城际轨交投资规模的加大将成为托底经济的有力手段之一。根据对线路的统计预测，2020年拟通车线路共14条，其中专线250和专线350各7条，通车有望为3696公里，对应投资规模为6207亿元。
充电桩：预计2020年充电桩规模上限/下限将达到177亿元/140亿元，2025年充电桩规模上限/下限将达到1290亿元/770亿元，2020-2025年累计规模CAGR达到48.8%/40%，2020-2025年新增规模CAGR达到50.3%/25%，因此从2020年至2025年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新增投资规模达700-1100亿。
AI：相关底层硬件和通用AI技术及平台的基础设施投资至2025年累计规模预计达2000亿元左右，其中AI芯片新增投资规模预计累计增加800亿元左右，机器视觉领域新增投资规模累计增加250亿元左右，因AI带来的云平台/数据服务/OS新增投资规模累计增加1000亿元左右。
工业互联网：预计2020至2025年历年新增投资规模合计在6000亿-7000亿之间。综合估算来看，按照各个细分领域大致测算，对于2019年，如5G基建15万个基站总投资规模在800亿左右，特高压投资规模500亿左右，高铁城际铁路通车规模6200亿左右（平滑建设期以及考虑新增预计2019年在4200亿投资规模，以及高铁中长期路网规划，预计至2025合计规模3.5万亿），充电桩投资规模60亿左右，大数据中心投资规模200亿左右，人工智能新增投资140亿左右，工业互联网700亿左右，合计七大领域2019年新增投资规模在6600亿左右，对应到各个领域的投资节奏，我们做出如下估算表，悲观/乐观预测2020年至2025年“新基建”7大领域以及5G带动的上下游基建新增投资合计规模为6.9万亿/10.3万亿，复合增速CAGR悲观/乐观预测为8.5%/16.1%，考虑到5G基础设施投资高峰主要为2020-2022年，估算2020年至2022年复合增速CAGR悲观/乐观为22.5%/40.2%。
图表：至2025年新基建各个领域投资规模大致估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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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产业2B业务为主+逆周期政策推动，景气改善确定性较高我们将A股产业链分为新基建产业链、基建产业链、2B科技、2C制造、可选消费、必需消费、金融疫情影响三者共同决定了各景气改善空间和确定性，新基建业务受益于科技周期向上、逆周期政策利好、疫情影响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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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题投资视角：三次“新基建”逆周期政策的主题复盘比较
2020年高层明确定调“新基建”作为逆周期调节的方向。“新基建”并不是新名词，早在201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了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定位。随后“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被列入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2020年以来，为了对冲新冠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冲击，逆周期调节政策发力，并与过去的传统基建不同，高层定调推进“新基建”。2020年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领域投入，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要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此次高层关于“新基建”的定调，一般包括：5G基建、工业互联网、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及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七大领域。
图表：2020年以来“新基建”的相关政策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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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大数据中心是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新基建相关内容中首次提及，数据中心是为有互联网需求的用户，提供了集中存放计算、存储以及网络设备的场所，硬件方面主要包括服务器、IDC等，软件方面则包括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大数据中心是5G物联网时代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是工业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
图表：新基建七大方向以及关键产业链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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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2020年提出的新基建顺应了5G时代技术革命的新趋势，从整个技术周期来看，新基建中：5G基建、工业互联网、新能源汽车、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领域均有较为广阔的增长空间，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预计5G在2020-2025年将拉动中国数字经济增长15.2万亿元。2000年以来，同样有两次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提出发展战略新兴产业作为逆周期对冲政策，分别是：2009年的战略新兴产业提出，以及2013年的信息消费促进政策，因此，我们可以将此次“新基建”政策与上述两次逆周期政策做大致的类比。